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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喀佑斯调请工程师来兰，对黄河水流、河床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测定，对傅秉鉴所提问题给予了明确答复。彭英甲与喀佑斯再次对合同文本进行反复推敲修改，主要是添加了解决傅秉鉴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内容，最后形成了定稿，报请升允审阅同意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一日正式签定了合同。
由上可见，黄河铁桥工程在决策中，能吸纳异议，慎重从事，有疑必释，避免了因决策不慎可能导致的失误。铁桥之成，决策审慎当推头功。
二、据理力争 锱铢必较
彭英甲在与喀佑斯的谈判中，充分运用了他办洋务的丰富经验，展示了卓越的商务才华。
商定合同是整个工程建设的最关键的环节。从合同内容来看，彭英甲在这件事上颇费心思，从各个方面为甘方争取了主动。
首先是为甘方争取了时间上的主动权。合同规定：“铁桥料件，三十三年五月全须到天津，甘肃由天津运料，不拘时日……。”不难看出，这一规定，是对喀佑斯严，而对甘肃方宽。而之所以提出甘肃运料“不拘时日”，彭英甲也是心有所虑的。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从天津运料，可用火车，但只能运抵郑州。自郑州运兰州，路程约 公里，翻山越岭，涉水渡河，道路状况十分恶劣。而且根据日程，甘肃运料，正当夏日雨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傅秉鉴在给升允的报告中就曾提及此事，说“六盘山之陡峻而盘曲，潼关以东之狭隘而紧促”对运料有很大影响。彭英甲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如果对甘方运料时限作出明确规定，那无疑作茧自缚。一旦路途耽搁，不能按期将材料运抵工地，则工期延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势必由甘方承担。而“不拘时日”的规定，就使得甘方掌握了主动权，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足见彭英甲在这个问题上的良苦用心。
其次是争取了运料难度上的主动权。合同规定：“……如有重大料件，难于运动，归泰来行自运，甘肃不管。如途中有损坏桥上材料等事，泰来行保管修理。”这一规定，按照合同的公平合理互益原则来看，几乎可以说是中方对外方的“不平等条约”。既然规定甘肃自津运料，那就不应拈轻怕重，避难就易。另外，途中损坏之责，当由运料者来负，这是不言而喻的，哪有你破坏，我负责的道理？但合同条文白纸黑字，就是这样规定的，这显然对甘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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