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九，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报告说已经与德商泰来洋行在1906年9月11日签订了修建黄河铁桥的合同。而此时，不但合同已签，建桥所需要的料件也已在转送兰州的途中，升允的奏章显然有些先斩后奏的意味。
    按照晚清的文书运转制度，官员欲办某事，须先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办理到一定程度，如果证明不可行，则停止办理；如确实可行，则上报上级机关或朝廷。如此看来，自认为“赋性迂谨，凡事未经办妥，不敢遽以上读宸聪”的升允，并非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他对建造黄河铁桥一事已有了十足的把握。
    兰州历来是东西交通要冲，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必经之途，穿城而过的黄河则是横亘在兰州这一交通枢纽之上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民间曾有“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的歌谣。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都曾因军事需要在兰州黄河段修建过浮桥，但都很快被拆或被毁了。直到洪武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才在现在中山桥的位置上兴建了著名的镇远浮桥。据明人徐兰的《河桥记》记载，杨廉在黄河之上造大船28艘，以3艘备用，将25艘用绳锁连接，船下以石鳖固定，船上加盖木板、栏杆，并在桥南北两岸各树一根大铁柱和六根木柱，以铁链将浮桥固定。整座浮桥“随波升降，帖若坦途”。此后500多年间，用以构筑浮桥的船数和用以固定的铁柱与木柱数虽有变化，但镇远浮桥却以其扼守要津的重要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桥”。现在仍矗立在铁桥南岸的将军铁柱正是镇远浮桥500年兴衰史的唯一见证。
    但是镇远浮桥并非坚固安全，遇到大洪水和冰棱，常常会发生桥毁人亡的惨剧。而且，冬季黄河封冻，浮桥必须拆除，车马均由冰上通行。冬春之交冰将消未消之时，经常有人畜因冰裂落水而亡。春天冰融之后，又需重建浮桥，所费甚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光绪初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就有过修建铁桥之议，但因为洋人出价太高而作罢。进入20世纪，走向末路的清廷开始实行新政，鼓励洋务。升允到任后不久，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了甘肃洋务总局，由兰州道彭英甲兼洋务总局总办。正是洋务的兴起，为建设黄河铁桥提供了历史契机。
    升允敏锐地意识到“外人奇技巧思”正可以“宜民利用”，于是他决定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来实施他的建桥计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德商天津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正好游历至甘肃，双方一经接触，立即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桥价十六万五千两，不足左宗棠时的三分之一。天时、地利、人和，一切冥冥中如有天助，僻居西部的兰州注定要在20世纪初叶、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完成一件惊世伟业。
    但反对意见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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