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5月初，甘肃洋务总局彭英甲等与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就包修兰州黄河铁桥一事拟定了初步的合作合同，代理兰州府傅秉鉴随即给升允上了一道条陈，请求对包修合同中的一些地方进行“考究”。升允看了条陈后，为表示慎重，同意与洋商就有关问题继续进行磋商，但同时他也强调，“不宜偏执己见，故破成议。”为了解除傅秉鉴等人和中方的疑虑，喀佑斯决定请工程师进行实际勘测，合同因此暂缓订立。很快，工程师的勘测结果出来了，德方认为“黄河水性，虽云湍急，若如所议章程架修铁桥，甘愿保固八十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一，甘肃洋务总局与德国泰来洋行正式签订黄河铁桥包修合同，黄河铁桥的各项建设筹备工作全面展开，但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因此停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二，庄浪县举人牛献珠致禀彭英甲，请求停修黄河铁桥。他认为“以千年旧有之桥，易木为铁，事少实际，徒饰美观，甚非瘠省所宜有也”。他还列举了修建黄河铁桥在发生战争时的六大弊端。彭英甲对牛献珠的观点予以坚决回击，认为建桥正当时宜，刻不容缓。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二十一，来自朝廷的朱批传达到了甘肃：“该部知道。钦此。”至此，黄河铁桥的建设工程正式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在从天津到兰州的数千里路途上，一条由火车、骡马组成的运输长龙，翻山跃岭，风餐露宿，历时近两年，终于将全部桥料一站站转运至兰州……
    铁桥桥料全部由德国海运至天津，再由天津经北京、郑州、西安转运至兰州，以郑州为界，前一段有火车，后一段不通火车，所有桥料必须由畜力大车拉运。洋务总局事先在天津、郑州、西安设立了三个桥料转运点，同时选派干吏和护勇前往转运点接收运送桥料。桥料运输次序事先都做了精心而周密的安排，要求按照施工的先后顺序依次运送，这样，桥料源源而至，铁桥次第施工，保证了工程进度。
    天津追讨多缴的运费驻津运料委员是张钟骏，他要做的是按照泰来洋行提供的到货明细单，在码头点收后，租存至码头附近，再租车运至天津火车站，由火车运至北京丰台火车站，卸货倒车待运郑州。在此期间，为防止水泥受潮，还需购置数百面苇席和一些垫木，苫护桶装的水泥。事情并不复杂，但与对方交涉沟通却颇费心力，“日与洋人相辩难，心神交瘁。”为了节约经费，张钟骏请升允致电驻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询问子口税是否可以免除。袁世凯回电称：“甘肃铁桥料件，情事相同，除完进口正税外，运入内地，照新章仍应完子口税。”并没有给甘肃桥料进口免税开绿灯。
    第一批500吨洋灰运往郑州后，张钟骏发现按当时的货运章程，货物装载量达500吨以上的按专车对待，半价收费，显然北京铁路总局多收了一半的运费。张钟骏即“驰赴北京铁路总局，面谒法国总办”，经过多次交涉，才追回退价银2520两(折合道胜银票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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