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十一，委办平凉统捐田必嘉致禀彭英甲，称自西安到兰州的“两批车辆，均另搭有客人、货物。”同时由于“车辆一批分作数起，或前或后，入甘后营县会同护送，兵役往返维艰。”甘肃洋务总局随即致札西安桥料转运委员，要求以后发运料件，不准车夫私搭客货；每批车辆，务须联络而进，不准或前或后，对违规车夫将“从严惩办，绝不宽贷。”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初十，甘肃藩、臬二司和洋务总局联合向兰州以东各州县发出传牌，再次严令各州县，“遇有料车擅自分批，首尾紊乱者，由该地方官提案讯责，未始非惩一儆百之道。”经过艰苦努力，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十六，泰来洋行驻兰经理开列一个收条，“所运桥料均已收齐，第一批至第三十六批。”至此黄河铁桥历时近两年的长途运输终告结束。
    仅运费就耗银12万4千多两。
    中国近代史上，甘肃人自主、自愿与西方人进行的此次纯经济、技术上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多有摩擦，但甘肃官员均能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1907年农历九月，正当桥料源源不断运往兰州之际，洋务总局彭英甲得到消息，大工程师德克到黑龙江修铁路去了，改由一个年仅20多岁的小工程师负责铁桥工程。“二十余岁，岂能承修大工？”加之签订合同的喀佑斯也不来甘肃了，彭英甲十分担心，怕因人员问题影响铁桥的施工建设。他立即致电泰来洋行和天津德国领事：“现在二期料已启程，请照合同与德克一并速来。喀佑斯原办之人，非来监修不可。”三天后，泰来洋行回电说工程师和工匠已经启程，但工程师是谁对方却讳莫如深。直到十月初七，麦方е碌缗碛⒓祝骸肮こ淌β宝本率华匠六十九，初三由郑保护西行。”彭英甲才知道真正来的工程师是美国人满宝本。彭英甲随即致电德国驻天津领事馆，严正申明：“喀佑斯系原包桥工之人，德克系估桥工之人，二人必须来一人，办事熟悉，两有裨益。”但喀佑斯和德克始终再未出现，幸好满宝本不辱使命。临阵换将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1907年10月15日，一批超大超重桥料运抵郑州，包括大天汽帽六件，大铁机器柜两件，其中有些桥料必须特制超大四轮车才可搬运。郑州桥料转运点不得不请木匠临时造车。但是，铁桥包修合同中曾明确规定，自天津转运的桥料“每车不准超过1200斤”，“如有重大料件，难于运动，归泰来洋行自运，甘肃不管”。彭英甲得悉情况后，立即电告郑州桥料转运委员，言明超重料件由泰来洋行自运，不用再造车辆。同时，他又电催泰来洋行：“不能起运者有锅炉六件，每件重二千一百斤(附清单)，”“故请贵行照合同办理，勿误要工。”泰来洋行却谎称得到张钟骏委员的允准代为运输，彭英甲在查实并无官员允诺代为转运的情况后，立即照会德国领事馆：“自转运桥料以来，彼此事事皆照合同办理，本局尚不敢稍有违约。望贵馆即速告知泰来行，照合同自运是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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