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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天城 一个边陲要塞的前世今生

来源:丝路明珠网2016-09-01 浏览量:0

居延古道的“石门”石刻

天城村外的正义峡及烽燧

居延古道及黑河海底化石

高台县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外的天城村,所处张掖、酒泉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交界的三角地带。村庄靠山临水,地形险要,兵家必争,素有“天城锁钥、要道咽喉”之称。历史上的“居延古道”、镇夷守御千户所都与此地有关。

山环水抱一古城

今天看来,高台县罗城乡天城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地处偏僻,毫无区位优势可言。但在历史上,天城曾承担过边陲要塞的角色,也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疏通到居延海的孔道。

天城村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一面是黑河水绕村而过,一面是合黎山合围拢抱,一山一水形成天然的防卫屏障。登高俯瞰,绿树掩隐,屋舍俨然,古朴沧桑。《肃州志》中如此描述:“祁连远拱,合黎近峙,白成山顾于前,黑河水绕于后,可谓屯田、用武、控扼戎番之要地。黑山峙于东北,弱水经于西南,山岭崔巍,石峡险隘,实屯守要地,泉水环绕,河山襟带,为甘肃通驿要路,三秦锁钥,五郡咽喉。”

上山听民谣,下河问渔樵。在天城村,谈起其历史,老叟妇孺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到两个典故。一个是:治水的大禹在这里治理了黑河。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祁连和合黎二山之间,湖泊密布,千流纵横,泛称“石海”,而天城又是这个区域海拔最低的地方,完全是一片汪洋大海。为了让积水下泄,大禹劈开了合黎山,洪水一泻而下,流到了居延海。天城村西有一条十多公里长的幽静峡谷,古时称之为“镇夷峡”,现叫“正义峡”,峡谷分上、中、下三段,又称“黑河小三峡”,是黑河下泄的唯一通道,传说这就是当年大禹治水的地方。《夏书·禹贡》载:“(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地方志记载,明代在镇夷峡有大禹祠,修建于洄澜山北侧,遗址犹存。此祠在清光绪年间重建,直至1958年被毁。大禹祠原供奉大禹像及后稷、伯益、八元、八恺等先贤像,丹廊碧殿,金窗玉槛,端庄雅丽,据传宫殿内还陈列着大禹治水的文献,以及纪念大禹的遗迹记载等,旧时每年举行祭祀大禹的活动。

最为奇特的是,在正义峡北山的另一面,一个叫“石门”的地方,两边山体隆起,其中一边的山体如同用层岩垒起一样,初看似喀斯特地貌,近看,凝固已经变成了化石,一层一层的,保持着胶泥干涸后的状态。在风化的岩石间仔细查看,还会发现水生动物骨骸和软体动物硬壳,显然是海底拉升或洪水过后海底世界的遗存。只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考古报告,无法断定这一遗迹的历史年限。在一个地方,既有文献记载,又有遗存实证,看来大禹治理黑河绝非臆测。

天城人要告诉你的第二个典故是:“先有天城,后有高台。”

明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兵出西路与元军交战,一路攻城掠地,平定河西。为巩固战果,大批将士便留在河西担任屯防任务,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天城所在地因地势险要,冯胜在此设哨马营,长期驻军把守。洪武三十年(1397年),将哨马营筑城扩建,设立军政合一县级政权——镇夷守御千户所,此地始有“镇夷城”之称。这一建制比高台守御千户所早49年。史载,镇夷千户所管辖12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下设总旗2个,小旗10个,每小旗编制10人,主要承担防御和维护治安,闲时屯田生产。清代沿袭明制,一直延续到清雍正三年(1726年),在大将军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布藏丹增叛乱后,才将镇夷、高台二所合一,镇夷城县级政权存续330年。清朝初年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对镇夷故城变迁有详细记载:“镇夷守御千户所镇西北三百里,故张掖县地。明洪武二十九年置镇夷守御千户所于黑河之北。后为河水冲决。天顺间,始移今治。《志》云:所东抵高台,西接酒泉,南距番夷,北邻胡境,广袤二三百里,为戍守之要。城周四里有奇,有南面二门。今改设镇夷卫。”

由是而观,镇夷古城方圆四里,管辖近三百里区域。从地方志所绘镇夷城平面图看,古城城池方方正正,四角都有角楼,东西南北分别建有牛王楼、观音楼、日月楼、玉皇楼,城内有城隍庙、文昌宫、文庙、普济寺、关帝庙、钟鼓楼等数十处建筑,布局十分精致。如今,天城村仍遗存着明清古城的东、南两面的城墙,高约七八米,基宽五六米,东面有角楼,城墙外有宽广的壕沟。村外还有长达数公里的明长城,历经沧桑,仍横亘在旷野上。境内还有47座烽燧,正义峡中的每个山顶上都有高耸的烽火台,当地民谣夸张地说:“登上顶儿山,瞭见嘉峪关。”如此密集的防御工事,足见天城在当时边防上的重要地位。

由于驻军来自天南海北,还有明、清两代实施移民政策,天城村呈现出姓氏繁多的历史现象,这个700多户的村庄,现有单姓90多个,大抵是驻军或移民的后裔延续而来。

道透居延自古流

“城南古渡最清幽,道透居延自古流。”这是明代客居天城的翰林学士岳正所题《镇夷所八景》中的诗句。他把镇夷的景观分别概之以“黑河古渡”“紫塞平沙”“苏台云杳”“赵墓烟冥”“石峡晚翠”“东山峭壁”“红崖早壁”“西岭生盐”,一景一诗,一诗一典,凭吊怀古,留下难得的史料。

岳正诗中所提到的居延,正是黑河的尾闾湖。秦末汉初,匈奴右贤王统治西域,其主力之一的浑邪王占据居延一带,从居延进入河西走廊,匈奴人开辟了一大道,史学称作“居延古道”。沿古道向北,一路分布着肩水金关、地湾城、大同城、黑城、遮虏障、殄北侯官治所等古遗址,处处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厚重。这条道路一直通往匈奴王庭——龙城,按今天的线路计算,直线距离约900公里。

天城石峡便是居延古道通向河西走廊的孔道。因有黑河阻隔,匈奴人无法渡河,只能从天城村以西的合黎山峡谷中穿过。当时天城人烟罕至,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匈奴铁骑长驱直入,掠地扰边。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兵万骑,过祁连山,攻打了匈奴驻守今张掖一带的匈奴休屠王部,击溃的匈奴便从天城石峡逃走居延。前119年,霍去病再次从陇西出兵,经居延攻击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此次进军路线大致为:从今甘肃庆阳出发,向西北行,出鸡鹿塞(今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过钧耆(水名,现址不详),到达居延,沿弱水南进,经天城石峡抵达张掖的觻得城。这一仗彻底打败匈奴,驱匈奴于北漠。后人在天城石峡的山头上建起霍王庙,以示纪念。但是,逃出中原之境的匈奴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又蓄积了一定的力量,再度犯境。据载,公元前70年,汉宣帝拜赵通为宣武大将军讨伐匈奴。赵通是秦相赵高之后,才智过人,他亲率精骑,出镇夷峡沿黑河北路直下,在石门山杀得匈奴溃不成军,追击途中又得到乌孙人的夹击援助,大获全胜。战后,赵通奉命留守镇夷峡,带领军民垦荒屯田,使匈奴数十年不敢妄动。

如今,天城村西北仍有条山路,旧时路辙尚存,当地人称作“北大路”。这段山路的紧要处称作“石门”,石壁上尚存人工开凿的痕迹,只是尚未文献记载开凿于何时。山谷口的石壁上,镌刻着清道光八年(1828年)高台毛目知事王世琳题写的“石门”和“锻石开路”字迹。古道清幽宁静,已经看不到昔时狼烟四起、铁骑奔突的痕迹,但从这道仅能容一辆老牛车通过的石门,仍能感受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

居延古道后来成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附路之一,经此到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然后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到达哈密。唐宋时期,此地尚未建制,史书中以“合黎山峡口”特指。《唐志》云:“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初曰同城守捉,属删丹县。武后初,同罗、仆固等部叛。刘敬同讨破之于居延海,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即守捉城也。天宝二年,改为宁寇军。”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春,河西节度副使崔希逸大胜吐蕃,诗人王维奉唐玄宗之令出塞宣慰,便由合黎山峡口经过,在宁寇军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马圈城遗址)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从岳正诗歌中可以看出,明代之前,天城就在黑河上设有一渡口,过河即可抵丝绸之路正道,一直通往酒泉。镇夷守御千户所作为一级县级政权,在明代也是商贸交易的中心之一,东来西往的商旅大都从渡口进入镇夷城,从古城平面图看,城内南、北大街沿街布满了铺面、商号、牌房,应是市场交易中心。清康熙年间,在黑河渡口建一座大桥,后被洪水冲溃。民国25年,国民政府修建一条从张掖通酒泉的公路,天城石峡是必经之地。解放后,设计312国道时,遵从苏联专家意见,此路废止不用。因交通不便,天城被甩在了偏于一隅的旮旯拐角。

毓秀钟英岁月深

明代自设镇夷守御千户所,驻军和移民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渐浸,教化之风盛行。明成化五年(1469年),镇夷所创办社学一所,招收民间15岁以下孩童教授诗书礼仪,始为高台县办学之肇。万历十四年(1586年),明朝大才子杨慎第三子、巡按御史杨有仁奏报朝廷,奉旨创建镇夷儒学,延请肃州学府张鹤任训导,陆策等人为生徒。张鹤和陆策都是洪武年间科举出身,博学多才,执导有方。儒学创设告成,延请南京户部右侍郎、永昌人胡执礼作《镇夷儒学记》,他的文中充分肯定教化之功和镇夷办学之远略:“崇祀育才,偏远之域,不以用武缓焉。镇夷千户所介甘、肃西北隅,经营斯地者,所治竣,即建先师庙,附有学舍,敬应远矣。”

自万历年间到清雍正二年(1725年)镇夷儒学并入高台县学,镇夷儒学共考中进士、恩贡、岁贡、武解元、武举人等184人,其中出任知县15人,县丞8人、知州6人,对一个偏僻的乡村来说,这个数字是令人惊讶的。高台县旧志云:“镇夷风土淳淳,气息刚勇,好骑射,循礼让。”

自明代以来,天城有史记载的文人武将层出不穷。镇夷守御千户所第一任长官叫白刚,他在明初随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有功,被朝廷封为世袭正千户,自此世居天城,他的孙子白兆庆在万历年间考取武举人,后官至北京九门提督,因刚直不阿,得罪了奸臣魏忠贤,被诬陷而死,其事迹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甚广。白兆庆之子白鹤翱、孙白粹世袭武风,都在西北为伍,先后被敕封为昭勇将军。明朝万历年间,第一个考取科举的叫张国儒,后又考取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直言敢谏,参与了正直派官吏王元翰申救案,为重臣萧大亨撰写生祠记。清雍正、乾隆年间,镇夷人阎相师坐镇边陲,战绩赫赫,一路官至甘肃提督加增太子太保,老年受诏进京,图形紫光阁,列入《国史》,病卒后,乾隆帝御赐祭碑,碑文赞曰:“从征戈壁,威行葱岭之后;跃马崦嵫,勋策凌烟之上。”其子阎御璋、阎溥、阎澍都是武将。

清代,天城有四位诗人值得一提。一位叫阎佩璋,别号梅溪,是阎相师的次子,与龚自珍同代。他自幼习文,能诗工书,后袭家世武风,入武庠,两试不第,而后弃绝功名,隐居石峡,以读书作诗为乐,著有《梅溪诗集》4卷,诗风颇近陶渊明。其子阎汶,亦以诗文名世,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字功力,五言律诗、散文、碑、铭俱佳,著有《折柳集》一卷传世,诗风偏重现实主义,天城村在清末的兵灾匪祸、百姓苦难都在他的诗文中得到了记述。一位叫蒋佩兰,善七言绝句,诗风明快豪放,辞藻华丽,想象奇特。另一位是贾生琏,著有《梦草山房集》传世,诗风质朴自然,情真意切,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果把这四位诗人的诗放进清诗选中看,无疑是一股活泼的田野新风。惜乎地处偏陋,时不待人,他们的诗文和英名只能留在地方志中了。

最后,引清代天城诗人贾生琏的一首诗作结:“波平石海虏尘空,尽变桑田垦塞中,五百年来兵革息,居民已是古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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