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矗立着一座空前绝后的文化丰碑，它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历史深邃的夜空；这是发生在200多年以前，对中华浩瀚文化典籍的一次最系统的整理，涉及之广泛、规模之宏大、工程之艰巨，在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四库全书•文脉华章》，让我们走近这部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不朽长城的鸿篇巨制——《四库全书》，共同追溯它诞生与变迁的沧桑历程，探寻其背后波澜壮阔的文化脉络，了解《四库全书》与甘肃这个西北内陆省份的不解之缘。今天请听第三集: 《分藏七阁》。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初夏的一天，紫禁城的天空雨后初霁，阳光从云层中折射出清澈的光芒，而此时御书房里的乾隆皇帝却在来回踱步。面前书桌上的一堆图纸，似乎道出了他烦闷的原委。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意识到紫禁城原有的藏书楼，将无法存放这一部史无前例、卷帙浩繁的大型丛书，因此下诏兴建藏书楼。但是各部所呈上御览的楼阁设计都不能令他满意。

这位晚年自称“十全老人”的帝王心中将《四库全书》当作他“文治”的巅峰。在他看来，为《四库全书》专门兴建的藏书楼一定不能落于凡俗，不仅要庄严肃穆、美观独到，它更象征着国运，是一座能够抵御各种不测和时间侵蚀的堡垒，让《四库全书》这部大书伴随着大清帝国永久留存，以致千秋万代。

就在乾隆一筹莫展之际，他想起了四次南巡时见到过的民间藏书楼，最终将目光投向了远在浙江的宁波天一阁。随即，乾隆派杭州织造寅著为钦差大臣前往天一阁实地考察。这一次考察认为，天一阁自明朝年间修建至今200多年完好无损，堪称藏书楼的典范，因此依照天一阁的布局和架构来建造《四库全书》藏书楼，可确保万无一失。

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 饶国庆：“实际上，《四库全书》的编纂及收藏在许多方面都承袭了天一阁的理念。天一阁的藏书除了为《四库全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其建筑形制和藏书管理方式也为皇家藏书楼的建设提供了参考。乾隆曾派人前来宁波，调查绘制了天一阁书楼的形制，并将其作为模板，在北京和江浙等地建造了著名的‘四库七阁’，‘四库七阁’的建造均以天一阁为模板，显示了天一阁在中国藏书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今天，当我们走进这座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时，阁前有天一池，与月湖相通，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行走其间，巨大的香樟树浓荫蔽日，阳光投入湖面斑驳摇曳，古朴静雅，散发着江南园林独有的气韵。而天一阁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其命名更是体现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天一阁博物院工作人员 乐（le）尔：“天一这两个字，很多游客都把它当做天下第一的意思，它其实取自《易经注》当中的一段叫做‘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我们后人概况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因为古人的五行中，它就是一和六对应的是水，天一两个字，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有生水的意思，因为古代的藏书楼都是木质结构的，而藏书是纸质的，就怕火。古人觉得带水的字眼，可以以水克火。”

在天一阁前开凿的“天一池”，其实，这不只是古人营造的美景，它的另一个作用是消防水池。池水经暗沟与月湖连通，确保池水终年不干涸，一旦藏书楼失火可就近取水灭火。在今天看来，天一阁的消防理念和措施也是别具匠心。

天一阁博物院工作人员 乐（le）尔：“你看他这个藏书楼啊，就是为他所有的，当年一楼就不存放藏书的，我们这里一楼太潮了。他为了防潮，书是架高了一层放在二楼楼上的。但是，他的大儿子范大春接手之后，订下了一系列的族规。外姓人就不允许登楼了，包括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烟酒切忌登楼，古人的烟就是火烛这一类的东西，酒是指喝了酒的人，你也不允许登楼看书，包括他的一楼。当时范钦已经不在了，他的大儿子接手，一楼直接架空了，也不允许堆放杂物，就怕引发火灾，包括我们的两侧您看有两个防火通道，这个通道他是把生活区和藏书区分割开来的，而且你仔细看，会发现我们藏书区的墙比生活区的墙略高一些的，比生活区更高。如果生活区发生火灾，他的火势是蔓延不过来的，其实就是把书看的更高，更重于人了。”

天一阁从命名到规制，不但符合儒家“相合”的理念，也深得乾隆赞许。于是，《四库全书》藏书楼的建筑样式应运而生、正式定型。

《四库全书》藏书楼的形制定下了，但在乾隆皇帝的想法远不止这些，在他心目中，展示帝国文化建设高峰的《四库全书》不应该只有一部，“四库七阁”的设想自修书开始就他在脑海里默默酝酿。也就是在完成《四库全书》编订的基础上，再抄录六部，分别收藏在七处不同的藏书楼中。

七处藏书楼都建在哪里？乾隆圈定了两个范围，一是京城及京城周边，二是江南地区。

京城及周边，自然是显示皇家典籍尊贵地位的需要，乾隆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四处藏书楼的位置：皇宫紫禁城一处，热河避暑山庄一处，万园之园圆明园一处，龙兴之地盛京一处；存放江南，乾隆也有着自己的考虑，因为江南不仅富庶繁荣，而且学风鼎盛、文人荟萃，可以借助《四库全书》更好地传播王道教化。最后，乾隆大笔一挥，分别选定了文化底蕴深厚、交通便利的扬州、镇江和杭州，在三地各建一座。

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会长 刘瑛：“应该是考虑到四库全书修成后的卷帙体量，所以四库全书在纂修初始，就以筹谋成书后的庋藏事体，在四库全书馆开馆后的第二年，乾隆诏令杭州织造寅著考察藏书楼状况。之后即令仿宁波天一阁河北热河避暑山庄、京郊圆明园、紫禁城皇宫、盛京宫殿和扬州天宁寺、镇江金山寺、杭州圣因寺，建造北四南三，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汇、文宗、文澜共七座藏书楼。”

七部《四库全书》被分为北四阁和南三阁，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是指北京皇宫中的文渊阁、圆明园中的文源阁、河北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东北盛京故宫的文溯阁；南三阁分别为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圣因寺的文澜阁，也称为“江浙三阁”。

内廷四阁都位于宫廷禁地和皇家园林，乾隆皇帝非常重视，每建成一阁他都要亲自撰文，记录纂修《四库全书》的缘由和目的、建阁藏书的起因和经过。关于四阁的名称，除宫中的文渊阁沿袭了明代的旧称外，其他三阁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命名为文源、文津、文溯，每阁命名都有三点水。乾隆认为：以水喻文，愿溯其源。用水来形容知识的博大，这也迎合了《四库全书》的编辑思想，即所谓“经”是文之源、“史”是文之流、“子”是文之支、“集”是文之派。

对藏书阁名字的推敲，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的钟爱程度可见一斑。七座藏书楼的命名不仅蕴含了古代典籍的博大精深，而且还提醒人们要善于溯源，找到读书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也借“渊”、“津”、“溯”、“澜”等字，达到以水立意，从而克火的愿望，让阁书永存。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藏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北四阁”完成。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南三阁”的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也先后抄录完成。七阁之书都盖有皇帝的印玺，如文渊阁藏本册首的朱文方印为 “文渊阁宝”，卷尾则是“乾隆御览之宝”。

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会长 刘瑛：“七座藏书楼虽然在建筑总体平面、布局规制上总仿了天一阁，但在不同条件下又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外观和内部结构均有发展变通。结构上看上去为上下两层，其实内部为三层，阁内空间结构更具特色，也就是上下两层之间建有中间的暗格。也应该是充分考虑到四库全书成书后的卷帙体量，由于中层通风不见光，则更有利于书籍的保存。”

四库修书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始，至四十六年十二月正式完成，再到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其余六部全部抄录完成，长达15年之久。与之相伴的七阁，从乾隆三十九年秋开始修建，到乾隆四十八年最后一阁杭州文澜阁竣工，七座精心设计与布局的藏书楼全部修建完成，先后历时9年。七阁建成后，乾隆皇帝亲自为每个阁撰写诗文，刻于碑上，并立在每座藏书楼前，以示纪念。

与北四阁有所不同的是，南三阁在选址确定后两淮盐运使在南三阁的修建及《四库全书》的抄录、典藏、管理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开官方组织、民间出资开展文化项目建设的先河。

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彭义：“修建当时主要是由两淮盐运使，这个机构在扬州，包括后来的文汇阁、文宗阁都是由两淮盐运使发动地方的盐商，就是江淮一带的盐商他们出资，来修建这个阁。甚至包括阁内的楠木书架、还有些书函，函套基本的民间集资建成的，他不是由官方出资建成的，所以后面的管理也是由两淮盐运使来管理。”

乾隆五十五年，七阁中最后一部《四库全书》入藏杭州文澜阁，至此，四库七阁全部“书阁合一”。对于七阁所发挥的作用，乾隆也做了精心规划。北四阁，即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主要位于京城及其周边，是皇家藏书楼。它们主要对特定人群开放，如翰林院学子、有机会进京的官员等，其服务对象相对有限。作为皇家藏书楼，北四阁的主要功能是保存和展示皇家典籍，彰显皇家的尊贵。它们不仅是知识的宝库，更是皇权的象征。

南三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位于江南水乡，是向民间学子提供阅览誊录服务的皇家藏书楼。乾隆帝将南三阁的开放范围从翰林院学子扩大到社会上一般的知识分子，这使得更多的民间学子有机会接触到珍贵的典籍资源。南三阁的社会服务功能，为民间学子提供了借阅和誊录的便利，推动了江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 陈谊：“就是四库全书的公共开放北四阁基本上没能实现，但是南三阁是公共开放的，由于在乾隆时期它就开放接待读者，让人登阁来抄书。大量的藏书家来文澜阁抄书，就出现了文澜阁本、抄文澜阁本、抄阁本、再抄抄文澜阁本。整个江南地区辐射今天的浙江、安徽、江西、江苏、上海、山东、福建，整个江南地区在乾隆以后的知识普及发生了变化。”

南三阁不但辐射面广，而且每座藏书楼都聘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做典书官，其中坐镇镇江文宗阁的典书官就是“扬州学派”的著名学者汪中，这位集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画家于一身的学者，不但对《四库全书》进行了认真的校勘，而且，还是登楼官员和士子在查阅《四库全书》时的“辅导员”。

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彭义：“还是有些记录显示，曾经有不少人到这边来查书的，文宗阁当时有个典书官叫汪中，这个汪中就在里面做了几件事，一个就是校阅图书，还有一个就是‘专对’，就是有一些官员或者读书人到这里查书的时候，找不到啊或者有一些学术上的问题，要提问。汪中本身是个大学者，他就可以进行一些有效的问答，这个在汪中特别是他儿子汪喜孙的一些记录里都提到了，他在这方面工作做的不错。汪中曾经有一个计划，他自己打算，对文宗阁的四库全书进行抄录，就是抄录一部分比较常用的或者比较重要的典籍，把这些书借阅给读书人，他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现文宗阁的借阅功能。”

北四阁与南三阁格局的形成，其历史意义在于它们作为藏书楼，不仅系统保存了古代的文化典籍，成为一个交流学术、弘扬文化的场所，使得中华文化的基因得以延续。更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展现出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以及体现出的文化自信。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它们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天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系列报道《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第四集《岁月磨难》。

来源：甘肃广电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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