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矗立着一座空前绝后的文化丰碑，它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历史深邃的夜空；这是发生在200多年以前，对中华浩瀚文化典籍的一次最系统的整理，涉及之广泛、规模之宏大、工程之艰巨，在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四库全书•文脉华章》，让我们走近这部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不朽长城的鸿篇巨制——《四库全书》，共同追溯它诞生与变迁的沧桑历程，探寻其背后波澜壮阔的文化脉络，了解《四库全书》与甘肃这个西北内陆省份的不解之缘。今天请听第一集:《奉旨征书》。

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论干支是壬辰年，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是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皇帝，这年六十一岁的乾隆皇帝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正月初四，北京一番酷寒之象，路边的积雪尚未消融，京城的百姓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喜庆气氛中。凌晨六点，零零星星响起的爆竹声，提醒着人们在这一天要迎接灶神重返人间。

此时，紫禁城里的乾清宫中灯火通明，透过窗棂照在盛装朝服的各级官员的脸上，早朝即将开始。在“三阳交泰，日新惟良”的吉祥日子，乾隆皇帝颁布了一道长长的圣旨，圣旨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

这道圣旨的中心意思，就是经过多年的文治武功，大清江山稳固、四海承平，为了彰显王道盛世，需要广征天下之书，编纂汇总，以完成本朝修书明道的宏伟愿景。圣旨的词句之间，显示着乾隆惯有的自信。

盛世修书，国强才能文盛，1772年，是乾隆朝第三十七年，在三十七年里，乾隆皇帝励精图治，在经济上，他曾这样告诫大臣“此时部库所积多止八千余万，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天地生财，至有次数，今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余。”国库存银八千余万两，在清朝统治的268年里，这是空前绝后的最高数字。在政治上，乾隆“平定准格尔回部之胜，拓疆两万里”，巩固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统一，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康乾盛世”的顶峰。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古籍馆馆长 陈红彦：“各个时期皇上都希望用文治的办法巩固他的统治，所以乾隆三十七年的时候下令集中所有的书能（修）一部比较大的书，第一是巩固他的统治，就是文治，让统治更坚固；另外一个就是把以前是书搜罗到一起，可供研究，可供使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第一我觉得他把原来没有存的书，了解当时历史的，综合到一起传下去了，让我们至少还能看到，哪怕是不完全和原来书一样的，也至少是有了，传下来了。就是每个时代有修书的传统，盛世修书，他把这个过去历史上的书用目录的方式、用汇集的方式集中在一起，用这样一种汇集，让我们知道曾经有多少书是影响了我们中华文明进程的。”

“帝王敷治,文教为先”，“文治”是中国封建体制的悠久传统，每当政权趋于稳固之时，统治者都会把注意力转向文化建设。乾隆深知，文治的地位要在武功之上，作用也远比武功更为久远重要。他要通过典籍的搜罗和庋藏，征集遗书，编纂大型图书，以示本朝的太平盛世，更使大清江山永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盛世修书”的背后也有乾隆皇帝对清帝国文化大一统的个人追求。

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会长 刘瑛：“他还要标榜，因为他是关外来的，他还要标榜我是和正统比较贴合的。实际上（当时）有很多人是比较排斥他们的，汉人是排斥他们的，就是你是异族。你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土，基本上要以汉文化为主的，对不对？那他就要标榜自己在正统的，我不仅要继承我们中国传统的盛世修书这一做法，我还要稽古右文。这个文献梳理了以后，要形成规模，然后来指导我的行事标准，是文化认同、文化前置或者说是文化梳理。”

这道在正月初四就发出的圣旨，透露着乾隆皇帝对“盛世修书”这件大事的迫切。圣旨中，他专门叮嘱各省督抚、学政：要实心从事，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以备采用。自此，一个由皇帝发起，地方大吏亲自上阵的征书运动，在帝国同心圆权力结构的层层辐射下，以强权的形式，在朝野上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在轰轰烈烈的征书行动之下，安徽学政朱筠（yún）一日之内连上两道奏折，第一道《购献遗书折子》，以示对皇帝圣旨的积极响应。第二道《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建议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并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书。由于朱筠的建议迎合了乾隆皇帝讲求文治的需要，又与征书的谕旨相吻合。乾隆皇帝随后又颁旨：“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由征书到《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四库修书自此开始，《四库全书》正式定名。这场集中了帝国知识分子精英，数千人参与历时二十多年的学术大事件，正式拉开帷幕。

“四库”这一名称，源于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法。而这种分类方法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的西晋时期。当时有一位叫荀勖的开国功臣，在他编制的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中将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个部分。到了唐贞观年间，甲、乙、丙、丁演变成经、史、子、集并为后世遵循不改。唐玄宗开元年间，在集贤书院中将各处收集的书籍，根据经、史、子、集的分类，将其分置四库存放，称为“四库书”。这就是“四库”的来历。乾隆皇帝显然是受此影响为《四库全书》定名的。他是这样表述的：“盖以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但都不出四库之目也。”

作为官修的典籍，《四库全书》的主旨思想是什么呢？乾隆皇帝明确要求，这部大书要开宗明义高举宋代哲学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情怀。他强调，就是要在承天运、顺天理的前提下，以沿袭中华道统为使命，来构建《四库全书》的编纂。从这一点上可以清晰的看到，乾隆已经将汉学立为其统治思想的正统。

乾隆皇帝给朝野上下描绘出了一个宏大的修书愿景，奉旨征书更是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然而在征书之初，征书与献书的过程却是乱象频出。有的为了仕途功名不择手段、投机钻营，有的不加选择有书就献，伪书劣书横行，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最终，朝廷将目光锁定在一些私人藏家身上。这些藏书家学养深厚、家庭富足，有的本身就是学者、官员，有的几代人都致力藏书，所藏之书多为精本善本。但是，康熙一朝发生的庄廷珑《明书》案、戴名世《南山集》案，以及雍正年间的查嗣庭案等一系列文字狱余波，让藏书家们心有余悸。

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彭义：“乾隆猜测可能有一些藏书家担心把自己家藏的一些图书献上去以后，书中如果出现一些违碍字眼，也就是在意识形态或者清朝少数民族政权等方面有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指责性的说法，朝廷可能会因此造成文字狱。所以赶上这么一个事情，你说让藏书家主动的把家里的藏书献给朝廷，也是很不放心的。所以乾隆在这次圣旨里面，就明确的说明，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对藏书家绝对不会追究的。”

一道圣旨既解放了思想也消除了藏书家的顾虑。为了表彰献书者，朝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 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自古以来，江南地区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江苏、浙江两省也自然成了征书的首选之地。

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彭义：“所以乾隆在这次的圣旨里要求督抚对江苏浙江的藏书家要特别的关注，因为这里文化发达，刻书、藏书事业也比较发达，所以有很多的大藏书家。一些细节都很有意思的，比方他说，苏州有很多书商用船载着书在河上、湖上运行，然后向人兜售，这些很细节是事情，乾隆都知道。”

宁波天一阁，坐落在今天宁波市海曙区，有“风雨天一阁，藏尽天下书”的美称，也被誉为“南国书城”，天一阁以其丰富的藏书成为历代文人的朝圣之地。天一阁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之一，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天一阁的藏书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它的创始人为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范钦在二十余年为官从政的过程中，陆续从各地收集各类书籍，并将它们带回家乡宁波。范钦辞官归里后，于1561年至1566年间建造了天一阁，天一阁最初藏书规模为7万余卷。

范钦去世后，其大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并制定了“书不出阁，代不分书”管理制度。随着范氏十三代人的薪火相传，天一阁的藏书不断丰富，到乾隆时期共藏有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善本8万余卷。天一阁丰富的藏书自然吸引了乾隆皇帝的目光，当时的范氏族长范懋柱终于打破了“书不出阁”的传统。

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 饶国庆：“清乾隆三十七年，即1772年，乾隆下诏征书，要求搜集民间藏书以编纂《四库全书》。范氏后人范懋柱审时度势，应诏进呈了天一阁收藏的珍贵典籍。据统计，天一阁共进呈各类图书641种，其中96种被乾隆、纪晓岚他们直接收入《四库全书》，另有381种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共计477种天一阁藏书在四库中留下了文献基因。这些图书在《四库全书》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显示了天一阁藏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由于献书有功，乾隆皇帝先后赐给天一阁三件珍宝，即《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平定回部得胜图》和《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各一套。它们被称为“乾隆三宝”，天一阁由此名声鹊起，传播久远。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随着征书工作的不断深入，两江总督奏折中频繁提到一个叫马裕的名字，引起了乾隆的关注。乾隆从奏折中听闻，扬州盐商马裕家中藏书丰富，立即下旨两淮监政李质颖派人寻访并借出抄录，并希望“多多益善”。马裕前后共三次呈送书目多达776种，也算是没有辜负乾隆帝的期望。

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彭义：“这个马氏兄弟就从自己家藏的图书当中挑选出了776种，分三次敬献给朝廷，当然在这里也花了点小心思，就是在进呈的时候，他不是用自己的名字，用了他儿子的名字，就是马裕。所以我们后来在看乾隆的圣旨的时候，他提到的都是江苏或者扬州的马裕，献书非常多。”

有了民间藏书家的响应，征书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据记载，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上，尽现“满载古书压重船”的繁华，陆地上往来官员一应车马兼程，杠抬图书的夫役络绎不绝，开道鸣锣，吆喝响亮。京城翰林院的里里外外，到处停放着大小车辆，满载着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图书，收掌官挥毫登记，差役们手台肩扛，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结束，历时六年之久。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

然而，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与“征书”活动紧紧相伴的，又是“禁书”运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朝廷正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缴“违碍”书籍，禁书运动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九年，历时20年。有学者统计，20年禁书过程中，共有3100多种，15万部书籍被毁，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这些书籍主要包括的内容为：一是有种族思想，流露出华夷之别的书；二是所记内容对清朝不利的书籍；三是与清朝对立，或者乾隆不喜欢的著作；四是有伤风化之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隆皇帝即是文化的构建者，也是文化与思想的禁锢者和破坏者，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各种不同空间，来评判这场文化工程的伟大与残酷。

尽管征书与禁书相伴相随，但总体来说，乾隆利用皇帝的绝对权利征集到了12237种图书，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声势浩大的征书持续了六年多，汉、唐遗书，辽、宋、金、元代经注文集，宋元时期的孤本、秘籍等不断呈现，这些都让乾隆皇帝惊叹连连。同时，这次征书也实现了他的三个心愿，一是让儒家文化在统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二是为文人提供更精确的书籍文本，三是搜寻并销毁遗留的反清著作。这次征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文化整理活动，对当时社会文明的传播、文人命运、社会治理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征书工作完成，开馆修书已箭在弦上，明天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系列报道《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第二集《开馆成书》。

来源：甘肃广电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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