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矗立着一座空前绝后的文化丰碑，它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历史深邃的夜空；这是发生在200多年以前，对中华浩瀚文化典籍的一次最系统的整理，涉及之广泛、规模之宏大、工程之艰巨，在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四库全书•文脉华章》，让我们走近这部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不朽长城的鸿篇巨制——《四库全书》，共同追溯它诞生与变迁的沧桑历程，探寻其背后波澜壮阔的文化脉络，了解《四库全书》与甘肃这个西北内陆省份的不解之缘。今天请听第二集:《开馆成书》。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一大早，紫禁城的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依次入内，向皇帝请安。这年乾隆皇帝62岁，精力依然充沛，几十年来历经国政风云的淬炼，在国家大小事情的处置中，早已拥有了绝对的权威，且朝政大事只要权衡利弊后可迅速动员全国力量展开。此时，征书工作还在全国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在经过刘统勋、朱筠等大臣奏呈后，编修一部大书的宏愿已逐渐清晰。开馆修书已箭在弦上，只需对编修细节做出最后的决断。

就在这一天的早朝，大学士刘统勋等军机大臣在奏对时，上折《覆朱筠所陈采访遗书意见折》，认为四库修书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尽快组织人员，开馆修书。十天后，乾隆批示同意开馆。由此，这场集举国之力，编辑一部旷世大典的帷幕正式拉开。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正式开馆，遵照历朝纂修大型官书的旧例，乾隆派遣部院大臣为正总裁、副总裁、总纂官、总校官、总阅官等职务。资料显示，当时配置到四库馆的馆臣达到了360多人，还有誊抄者前后达3800多人，参与人员规模之庞大，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同时，为了保证组织机构能高效运作，乾隆规定正总裁职务除了三个皇子永瑢、永璇、永瑆担任外，其他总裁入馆时均为正一品或从一品。

首都师范大学四库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华教授：“领头的三个是他的皇子，第一个永瑢他是皇六子，永璇、永瑆一个皇八子一个皇十一子，刘统勋、刘纶、舒赫德全是他的朝廷重臣，这帮重臣加上永璇、永瑆都是为了谁服务的，都是为永瑢服务的，为他压阵的。保证所有的事务能顺畅的完成、进行下去，完成修书大任，完成修书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永瑢在乾隆三十七年就封为质亲王，为什么要封，就是先封赏，表明乾隆要重用他了，然后再进馆，乾隆三十八年入馆。他要保证修书的方针政策，要查阅审核书籍，拟定各种章程，保证中华文化的突出特质在书籍的修订当中体现出来。”

四库馆的办公场所有两处，一处在翰林院，一处在武英殿。翰林院是四库全书馆的中枢，负责编修；武英殿则负责编修成果的缮写。《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

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当时的编纂官是如何开展编纂工作的呢？据考证，其编纂流程为，底本送进翰林院后，由提调官分给纂修办理，纂修拟写提要并提出处理意见，经过总纂官、总裁送御览裁定，然后发回原来的纂修校样。

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会长 刘瑛：“这个纪晓岚他们就是，他负责就是看书，看完书后要写个提要，这个提要就是说，这个书表达了什么意思，他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写一个主题思想简介，要放在这个书之前。所有都写完了以后，就是说这个书你给意见，就是应抄、应毁、应刻。然后这个书再给纪晓岚他们，然后再给皇帝，就这么在轮转下来，就是转一圈，觉得合适了，那就抄（写）去。所有的提要纪晓岚就把他们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总目提要，总目提要实际上是给他一个路径，一个检索的途径。”

这里的纪晓岚，就是纪昀。在四库馆的诸多职务中，总纂官一职是极为重要的角色，是负责具体编纂的一线指挥员，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责任重大，需要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只有博学多才的“通儒”才能担当。

四库馆开馆之初，总纂官一职由乾隆钦点，分别是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人，孙士毅在入馆两年后调离，陆锡熊于乾隆五十七年染病而亡。三人中，只有纪昀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随相伴了30多年，是集大成者。

纪昀，字晓岚，今河北省沧县人，1773年四库开馆，经大学士刘统勋举荐，年过半百的他以正七品翰林院编修身份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这一举荐，不但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也使四库馆有了担当大任的领军人物。纪昀集官员、学者、作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他博览群书、贯通儒籍，当时被人称为“通儒”，在音律学、考据学、目录学等多方面都有建树，在向民间征集图书的大潮中，纪昀本人就献书100多本，为北方个人之冠。总纂官这一职务，让一生嗜书如命的纪昀有了用武之地，如鱼得水。

首都师范大学四库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华教授：“纪昀的思想是如何体现在四库全书里面的？我们要从四库全书总目里面去看，为什么要从四库全书总目里面看呢？因为纪昀一手裁定了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四库全书总目的思想，就是纪昀的思想，这个是可以这么讲的。你看，他的一生基本上献给四库了，修书修了10年，还有后续工作，加上后续工作20多年，他到临死之前，还在改订定，他改订完之后在第二年就去世了。我们从人生际遇来看，纪昀应该实现了中国古代士人最高的理想。从根子上来看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希望著书立说，让他完成了四库修书，达到了人生学问的顶峰。”

纪昀因纂修《四库全书》有功，在乾隆晚年，纪昀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享有紫禁城骑马礼遇。纪昀也以其在这项文化工程所起的关键作用和主导地位，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在总纂官之下，还有360多名纂修官。纂修官是四库馆馆臣中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校阅图书文字、内容等基础工作，并对书籍编辑提出处理意见，最后辑录成书。在这支纂修队伍中有王念孙、朱筠、翁方纲、王太岳、姚鼐等当时的学界名宿。在四库全书的360多位编纂官中，有一位举人，他就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戴震。

戴震，字东原，今安徽黄山人，戴震治学广博，在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均有成就。这位博学多才的江南文人少年成名，在22岁就著书立说，但一直到40岁才乡试中举，后来六次入京会试都不第。1773年四库开馆，总裁于敏中向乾隆推荐了戴震，举人出身的他，以其深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成为《四库全书》“经部”主持，人称“布衣戴震”。

首都师范大学四库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华教授：“戴震他对四库修书实际上是感激流涕的，为什么感激流涕？他是个举人，按理说举人进入四库馆实际上是身份低了一点，所以说不负知遇之恩是他最大的心思，但是你要不负知遇之恩，怎么才能完成呢？就是好好尽心馆务，好好用你的知识才华把这个书修好，他确实也做到了。还有一点，戴震他是一个民间的学术领袖，民间的修书领袖到了朝廷来做修书，就要面对如何引领学风的问题，他确实也做到了引领汉学学风。他值得我们崇敬的是，他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把所有的心血全花到（修书）上面去了。”

在戴震任纂修官的5年时间里，校订了《水经注》、《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周髀算经》等数学典籍，据记载，他在馆中时，凡涉及天文、算法、文字声韵等方面的书籍，都要经过他的考订，才能编入《四库全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戴震在修书中实现了“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式的效忠。梁启超称他为“前清学者第一人”。胡适称他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

四库馆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开始，至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完成第一部《四库全书》。其后，第二、第三、第四部《四库全书》陆续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四十八年冬、四十九年十一月完成。至此，内廷四阁《四库全书》全部编修完成。续抄的三部《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至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同时完成。按照每部《四库全书》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余册，七万九千余卷来算，七部书共计四万四千余函，二十五万五千余册，五十五万五千余卷，堪称中国古代旷古未有的盛大文化工程。

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会长 刘瑛：“四库全书体现了乾隆皇帝对礼乐文明的追求，是清王朝在文化上的最高荣耀。从更宏大的层面而言，《四库全书》汇集先秦至清中期的中国历代重要典籍，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当中，创造的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中的杰出典范。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知识体系，系统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正是四库全书仍被公认为，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原因所在。”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辑了《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以经史子集四部为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作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会长 刘瑛：“《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是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同时它又代表着传统目录学的最高成就。”

《四库全书》的编纂成功，有它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乱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十多年，没有后顾之忧。其次是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始终参与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加之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均由清廷一概包揽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的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除了纪昀、戴震、陆锡熊、孙士毅、朱筠，还有邵晋涵、王念孙、姚鼐、周永年、杨昌霖等等。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然而查阅相关资料，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残酷”的史实，四库馆的骨干学者，除了纪昀活到82岁外，大部分人少有能活过花甲之年的。比如：戴震在入馆后的第5年，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终年54岁；1792年初，总纂官陆锡熊在赶往盛京校对文溯阁《四库全书》时，因体弱风寒袭身，病逝于客栈，时年59岁；朱筠（yún）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有首议之功，且常年致力于编纂工作，操劳过度，52岁病死于北京；《四库全书》总校官王际华，每季度需要校订2000册书，终日埋头书案，积劳成疾，在48岁时累死于四库馆。这一现象，很可能与他们长期高强度的工作、繁重的学术任务有关，足以令人惋惜！尽管如此，他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仍然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人在翻阅《四库全书》时，无不被书中端庄大气、规范严谨、典雅庄重的字体所震撼，这种字体就是清代官方推崇的一种标准书法字体---馆阁体。而书写这些优美字体的人正是在四库馆的誊录生，从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开馆，至乾隆五十二年，江南三阁《四库全书》完成。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四库馆纪录在案的誊录人员前后就达3826人，其中，抄写北四阁是有誊录人员2826人，续写南三阁时又添书手1000人，参与人数之多，可谓空前绝后。14年笔耕不辍，7部《四库全书》近56亿字，对于今天习惯了敲击键盘的人们来说的确难以想象当时一笔一划抄写的情形。

作为朝廷修书，除了宏大的内容，还要在细节上体现皇家的气派与宫廷的庄严。《四库全书》的封面设计采用四色绢料来区别各部之不同。全书所有卷册皆为软面包背装，各册封面按照春、夏、秋、冬四季颜色进行配色。经部采用绿色，象征春天万物的萌发；史部采用红色，象征古今贯通、上下通达；子部采用蓝色，象征秋收百家；集部采用灰色，象征冬藏诗词歌赋。这种颜色选择不仅美观悦目，而且富含哲学和文化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五行和四季的对应关系。

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时发现，乾隆皇帝以非凡的远见与魄力，启动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盛宴，让这部横亘于岁月深处的鸿篇巨制至今依然璀璨夺目。《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从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到唐宋诗词的辉煌，再到明清小说的繁荣，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那些散落在历史角落的古籍善本，在编纂者的精心搜集与整理下，得以重见天日，焕发新生。

明天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系列报道《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第三集《分藏七阁》。

来源：甘肃广电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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